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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2)

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11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2.3.2 患者/家属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知晓情况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患者/家属是否知道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为因变量,以机构类别、学历

2.3.2 患者/家属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知晓情况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患者/家属是否知道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为因变量,以机构类别、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患病年限为自变量(赋值见表4),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患者/家属监护人对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知晓情况有影响,相比于家庭人均月收入≤1 000元的患者/家属,家庭人均月收入 1 001~4 000 元的患者 /家属(OR=0.365,P=0.038)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知晓情况更好(见表5)。

表1 682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基本情况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682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调查对象 例数 构成比(%)机构类别 户籍医院 99 14.5 非农业户口 648 95.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83 85.5 农业户口 34 5.0性别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男308 45.2 ≤ 1 000 40 5.9女374 54.8 1 001~4 000 429 62.9年龄(岁) ≥4 001 213 31.2≤18 5 0.7 患病年限(年)19~60 562 82.4 ≤ 3 62 9.1≥ 61 115 16.9 4~10 250 36.6学历 ≥11 370 54.3初中及以下 125 18.3 就业状态高中/中专 295 43.3 在职 83 12.2大专及以上 262 38.4 无业或其他 599 87.8调查对象 例数 构成比

表2 631例精神科医务人员基本情况Table 2 Basic situation of 631 psychiatric medical workers调查对象 例数 构成比(%) 调查对象 例数 构成比(%)机构类别 工作年限(年)三级甲等医院 234 37.1 ≤5 100 15.8区级医院 183 29.0 6~10 174 27.6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4 33.9 11~15 163 25.8性别 ≥16 194 30.8男207 32.8 学历女424 67.2 大专及以下 129 20.4年龄(岁) 本科 378 59.9 21~30 117 18.6 硕士及以上 124 19.7 31~40 318 50.4 职称41~50 161 25.5 初级 234 37.1≥51 35 5.5 中级 305 48.3高级 92 14.6

2.4 医务人员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评价

2.4.1 不同情况医务人员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评价 631例医务人员中,表示该项政策起到了激励作用的有375例(59.4%),表示没有起到激励作用的有256例(40.6%),两者的比例为3∶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机构类别、职称的医务人员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能否起到激励作用看法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2.4.2 医务人员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评价的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医务人员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评价为因变量,以机构类别、职称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赋值见表7),结果显示,机构类别对医务人员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能否起到激励作用的看法有影响,相比于三级甲等医院医生,社区精防医生(OR=0.301,P<0.001)更加认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起到了激励监护人更好履职的作用(见表8)。

3 讨论

3.1 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较好,但是精神卫生社区服务政策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614例患者/家属表示知道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占比90.0%。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 001~4 000元的患者/家属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知晓情况更好,同时社区精防医生对该项政策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这说明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好且实施有效。在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早期,政策起到了积极的部署和推动作用,为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具体在落实的过程中却面临着各种现实情况的制约,除监护人看护管理补贴政策的其他政策有的并没有转化成对患者具体实际的帮助。成熟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能够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形成一个可以缓冲国家与个人矛盾的地带,维护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衡与稳定[1],社区精神卫生政策需要引导社区卫生服务的健康发展。

3.2 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部门协作机制良好,但是缺少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关注 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开展精神卫生康复服务活动时受到多部门的监管与指导。卫生部门负责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精防医生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配合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制定补贴预算和发放补贴工作。民政部门负责对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三无”“五保”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供养、救助。公安部门负责在系统内对派出所、社区民警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指导社区民警对被监护人有无肇事肇祸行为进行认定。街道办事处负责支持、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组织居民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接受监护人提交的领取年度看护管理补贴的申请;对符合发放条件的监护人发放补贴。村/居委会负责在所在村、社区宣讲精神卫生各项政策;与社区民警、精防医生对监护人看护管理能力进行认定;协助监护人领取补贴。目前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服务部门协同机制已经建成,部门之间职责明确且协作良好,但是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缺少社会和公众的参与和支持。一直以来人们将精神病学的两端看成是整个社会与被排斥的另一方[2],贫困、边缘化、被歧视的种种问题,阻碍了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解决精神卫生问题正确的做法不是隔离而是包容,增强包容性、提升发展性才是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优化发展方向[3]。

文章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bjtydxxbzz.cn/qikandaodu/2021/0511/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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