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体育思想下的南开童子军研究(2)

1921年，天津中华童子军联合会在天津青年会礼堂召开，该会宣布了天津中华童子军的成立，青年会的华人干事庸剑秋和张伯苓当选为正副会长[10]。1922年，天津中华童子军联合会选择在南开中学礼堂召开一周年会议，南开童子军小狼团参加了汇报表演，受到参会者的广泛好评[9]。由此可以看出，在天津中华童子军联合会的成立过程中，以张伯苓和章辑五为核心的南开童子军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表明南开童子军在近代天津地区的童子军教育中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地区的反动当局以警察“罢岗”，不管地方治安相威胁，不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各校派出学生组成警察，维持市面的秩序，当时南开中学派出的学生全部为校内童子军的成员。他们身穿黄色制服，手持木棍，在四马路一带维持秩序，有力地支持了工人和学生的斗争[11]。1928年，北伐军进入天津，南开童子军穿着整齐的制服列队欢迎北伐军。据后来的农业经济学家叶笃庄回忆，当时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喊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热情高涨[1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陆续接手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并将童子军教育纳入了国民党党部管理体系。当时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训练部在市党部就设有童子军指导员办公室。1928年，天津童子军促进会在天津市东马路青年会宣告成立，并直接受国民党市党部领导[13]，国民党势力开始渗透到南开乃至整个天津地区的童子军教育中。此后童子军教育日益沦为国民党加强独裁统治的工具，南开童子军教育的进步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1935年，张伯苓致函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要求他推荐一位优秀的体育系毕业生到南开中学担任童子军教练，该校长推荐了魏金凯。据后来的南开学生回忆，当时张伯苓给魏金凯开出了月工资一百元的优厚条件，而当时南开中学的资深教师月工资不过80元，张伯苓对童子军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魏金凯也确实不负众望。1936年10月10日，在南京孝陵卫举行了全国童子军大检阅。蒋介石作为军长进行检阅，张伯苓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南开童子军在全国童子军的番号为777团，由魏金凯亲自带队，在这次检阅过程中，南开学校童子军表现突出，尤其是将营地设置的防空帐篷伪装成了艺术品，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盛赞[14]。此次检阅是南开童子军首次参与的全国性的童子军比赛，南开童子军在全国童子军检阅中亮相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了全国童子军教育者的关注。

抗战期间，南开童子军随南开中学迁到了重庆，童子军教育仍照常进行，并加入了抗战的相关内容。1949年，童子军总会被南京军管会接管，南开童子军教育也同全国童子军教育一起正式退出了大陆的历史舞台，我国港台地区的童子军教育延续至今。

二、南开童子军与南开体育

南开童子军教育与南开体育是相辅相成的，童子军教育本身就是体育教育的补充和延续，是带有军事性质的特殊体育课。近代以来，传统教育制度开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各种教育改革思潮开始盛行，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不但在国家层面上积贫积弱，在群众个人体质方面也远远落后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重文轻武。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传统教育使得中国人“武事废堕，民气柔靡”[1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主张将军事教育纳入教育方针的“军国民教育”开始流行。民国成立初期，教育部将军事体育纳入体育教学中，教育总长蔡元培也将“军国民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五项新的方针之一[16]。

“军国民教育”的流行与张伯苓的体育思想不谋而合。当时张伯苓校长就认为教育在于造就“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的人才”，而这三者之中体育是最为欠缺的[17]，他对体育的大力提倡实际上也是出于其强国强种的目的。然而仅仅依靠学校的体育活动，还远远达不到改造国民体质这样的要求，童子军教育的开展则为当时南开的体育教育带来了新的方向。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熟识西方教育体系的教育家，张伯苓意识到童子军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发展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有极大的益处。从南开童子军教育的宗旨来看，期望“训练少年积极之道德，发达其天赋的本能，务使皆能养成诚实、忠勇、仁慈、耐劳诸美德”[18]。这种教育宗旨实质上贯彻了张伯苓校长的体育理念。在这种先进的体育理念和“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引领下，南开成为了天津地区较早开展童子军教育的中学堂之一。

文章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bjtydxxbzz.cn/qikandaodu/2021/0804/7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