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体育思想下的南开童子军研究(4)

与普通体育在训练赛场进行训练不同，童子军教育更加注重对队员在战场或者野外的生存能力的训练，野外的露营成为了童子军训练的重要项目。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校方对于野外露营地点的选择也颇费周折，鉴于当时南开大学还没有多少建筑，较为空旷，适宜露营，1936年春，南开童子军各年级各组依次在南开大学马蹄湖西边空地进行露营，住宿一晚，第二天返回南开中学。因为野外生存最需要解决的就是食宿问题，因此当时童子军露营的工具主要是帐篷和炊具。野外露营的一大考验就是要求学生在野外的环境下自行解决野炊的食材问题。据回忆当时有学生将南大校园马蹄湖的莲藕拔出作为食材，想要做一盘炒藕片，被校工报告到张伯苓那里。张伯苓考虑到对于童子军的教学自己不便过多干预，且当时童子军野外的训练原则是鼓励学生在野外就地取材，于是便没有惩罚学生，让学生照炒自己的藕片[21]。由此可以看出张伯苓校长对童子军教育的重视。此外，为了丰富学生训练之余的课外生活，学校还鼓励学生多带笑话书籍和乐器[18]119，体现了南开童子军教育的人性化。

到了假期，学生时间更加充裕，学校还会安排童子军到更远的地方进行露营训练。这些地方包括烟台蓬莱、天津大沽、北京西山、山西太原等名胜古迹地区。由于路途较远，学生需要准备许多自己的个人用品，包括被褥、枕头、洗漱用品以及制服、水壶等，而帐篷、炊具，辎重车、军旗等公共用品则由学校准备。由于张伯苓极为重视童子军的教育，每年学校对童子军的支出超过了150元，且被列入到学校的正式预算中，但童子军教育经费仍捉襟见肘，需要大力筹措才能勉强维持。

正是由于张伯苓先进的体育理念，南开的童子军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参加过童子军教育的学生很多都成为了日后中国社会各界的优秀人才，包括周恩来、曹禺、吴国桢、梁思礼、袁家骝、申泮文、叶笃正、李世瑜等。由此可见，南开童子军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借鉴意义。

三、结 语

童子军是国际性的青少年运动组织，发端于英国，后传到世界各地。天津是华北地区较早开展童子军教育的城市，在张伯苓重视体育的教育理念和民国时期教育改革风潮的引领下，南开的童子军教育在天津乃至全国中学童子军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作为体育课程的重要补充，南开童子军课程与体育课程一道成为了南开中学的必修课。该课程所选用的部分教员是熟识近代体育的青年会外籍干事，有的还是南开自己的体育老师。相比于体育课程，童子军课程无论从训练方式还是课程内容上都具有较大的难度，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具有实用性，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纪律性和爱国情怀。这种特殊的体育课程对参加训练的学生日后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首先是对青少年爱国精神的培养。如前文所说，参加南开童子军要求学生学习“中华民国国旗之组织，及其意义，并升降之规则”，相对于空喊爱国口号，这种教育方式对学生爱国精神是一种潜在的影响。抗战胜利后，据南开校友会的统计，南开学校没有出过一个汉奸，童子军课程的爱国教育对南开学生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次，是对青少年纪律性和合作精神的培养。除了童子军本身对队员个人的纪律要求之外，从课程内容上来看，相比于近代体育，童子军课程较少有个人项目，几乎都是团体合作，尤其是在野外的生存训练，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对队员的纪律性要求较高。青少年在经过这种训练之后，对日后的成长有着较大益处。尤其是他们成年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具有较强的沟通和合作能力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此外，童子军对学生纪律性的培养也成为了南开学生日后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律，使他们在晚年拥有异于常人的良好体魄。梁思礼、叶笃庄、申泮文、吴国桢等当年南开童子军队员都乐享高寿，这与他们早年曾参加南开童子军的经历不无关系。

最后，童子军教育对于青少年意志品质的培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童子军高强度的训练不禁锻炼了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还有利于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品格。尤其是童子军课程中对队员野外生存训练的考验。在露营训练中，他们一开始就需要在野外长途跋涉，应付各种恶劣的天气状况和意想不到的各种生存问题，这不仅需要良好的体魄，还需要强大的生存意志。这些青少年在经过了大自然的生存考验之后，面对他们日后生活和工作当中所出现的困难和挑战更能从容应对。

文章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bjtydxxbzz.cn/qikandaodu/2021/0804/7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