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武举科考制度的四次改革及其历史影响(3)

军籍作为清代户籍制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拥有和民籍一样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但在康熙朝之前，军籍子弟虽然可以参加武举科考，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大量的军籍子弟会被直接武装后送入战场，通过在战斗中获得的军功来进行升迁，真正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的军籍子弟人数非常少，也由此导致了只有极少数的军籍子弟报考武科考试。康熙自己有带兵作战的经历，深悉在军队中有不少兵士虽无军功，但却在实际战斗中擅长谋略运用，由于参加武举考试的兵士较少，这部分人才可能会被忽视，进而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为了使长于谋略而无实际战功的人才不被埋没，康熙皇帝特别为这类考生的准考条件颁布了旨意，鼓励绿营与汉军八旗兵士参加武举科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下旨：“准直隶各省绿营兵士，有通晓文义，愿应武乡试者，在充伍地方，令该管官申送，与武生一同乡试，于原额内取中，如不中，仍令归伍。现任营千把总、门卫所千总、并年满千总，有通晓文义，愿应武乡试者，令该统领督抚提镇咨送，年满千总在京候推者，由部临期出示，令其自行赴部具呈，与武举一同会试，于原额内取中，如不中，现任千把总，仍归原职，年满千总，仍候推，其兵士及千把总，如乡会试中式之后，有愿归原职原伍者听［16］。”在这份旨意中，康熙皇帝特别为愿意参加武举科考的兵士留了备项选择，没有考中的兵士仍然可以回到原部队中服役，且原有的等级待遇不会发生变化，对于参加武举考试且中举的兵士，则可自由选择是否留待原职、原队伍，这一规定对兵士而言，是一项鼓励参加武举的诏令，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兵士报考武举考试的后顾之忧。兵士应试武举，扩展了清代武科取士的范围，使统治阶层选用的武备人才既有文略，又具备实战经验，因此为康熙后世的数任清代皇帝所沿用。

2.3 第三次改革：确定内场文试所用的参考书籍

康熙时期的武举科考沿用顺治时期内场文试制度，这种内场文试制度以文举科考为模板，参照文举科考的程序和范例，选用的参考书籍为《四书五经》，一般测试论1 篇与试策2 篇，考生需要使用八股文的文体来作答，只是在考试内容和试题难度方面与文举科考有所区别。康熙时期，康熙皇帝认为武举生员的文科内场考试需要与武备人才选拔的目的结合起来。因此，武举内场文试的参考书籍由《四书五经》逐渐过渡为《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七部书籍。［17］考试的命题主要从《武经七书》中选摘。但在当时，《四书五经》的注解有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经典范本，而《武经七书》的注解版本却五花八门，使考生一时难以适应。基于此，康熙皇帝指出：“武经七书，朕曾阅过，其书文义多骏杂，不能合乎正道。即今于七书中作何分别出题，及增用论语孟子出题之处，应行定议［18］。”可见康熙对《武经七书》的内容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根据自己带兵作战的亲身体会，认为武举内场考试的内容不一定需要完全参照《武经七书》的内容，可以与《论语》《孟子》等经典书籍配合起来出题，考生可以按照国家颁布的参考书目进行有目的的备考，国家也可以按照特定时期的选人与用人标准及时更新考试范围，既确保了武举内场文试内容的实用性，又强化了考生备考的针对性，节约了考试成本，使武举考试制度顺利进行。

2.4 第四次改革：重新分配各省考生的录取名额

顺治时期武举科考的录取人数没有一定的标准数额，往往随着报考者的数量而定夺。在顺治十二年（1655 年）时录取一百二十名武进士，至顺治十六年（1659 年）则酌量取二百人［19］。由此可以看出顺治时期武举中举人数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另外，不仅录取人数有别，而且各省的中举人数差异也很大，由于未进行合理的名额分配，造成各省武举中举考生比例严重失衡，有些省份录取上百人，而有些省份却无一人中举。到了康熙初年，乡试录取人数并未确定，各省名额分配不均的情况依然存在，但当时康熙皇帝因年纪尚幼，且还未亲政，因此无法对与录取人数相关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面对这种情形，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开始，康熙皇帝开始陆续制定各省武举乡试与武举会试的录取人数，先正式确立各省录取武举的预备人数：“武乡试中额，顺天一百四十名，山东六十名……云南二十七名，贵州二十名，广西人数不足不设科。俟应试人多，再定中额［20］。”这种设置方式有利于协调各省录取人数之间的平衡，使全国各地考生都有机会参加国家的武备人才选拔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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