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政策研究(2)

在兴学之初，国人自办学校对学校体育有着超前的视野与理念，更为看重其育人功能。如1878年张焕纶创办的上海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书院、梅溪学堂)所授课程“如投壶、习射、击球、超距、卫生、习武诸科目，非今日学校中所谓体育乎”[15]，其“恒以积学、寡过、养生三事课弟子，合于西儒德育、智育、体育之说”[16]，为国人自办新式学校开展体育教育之先河。同早期的教会学校一样，最初的国人自办学校体操课程也多属课外体育活动性质。如上海三等公学《小学堂功课章程》规定：“每晚放学，应令诸生体操，在园中或散步数百，或拍球等戏。”[17]其蒙馆、经馆课程表也在“体操”课程栏注明：“每晚放学，园中散步，以畅天机，以舒筋骨。”1891年，康有为的《大同书》提出在从婴幼儿到大学的各个阶段开展体育教育的设想，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提倡学校体育的先驱。如在育婴院，以“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在小学院，“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益舒展”，“大概是时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在中学院，“养体开智以外，又以育德为重，可以学礼习乐矣”；在大学院，“此时之学，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大学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诗说教，以辅翼其德、涵养其性，而所重则尤在智慧也”[18]。

尽管如此，然其时“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19]，且“非提倡‘军国主义’不足以救亡，于是学校体操一科，竟以尚武为唯一之目的，以兵式为必要之教材”[20]；洋务学堂大多从“强国强种”“尚武救国”出发，设置了“兵式体操”课程。如天津水师学堂，其学生入学授之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天文、推步、地舆、测量等学，然“犹虑其或失文弱也，授以枪俾齐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21]。据时人回忆，当时水师学堂作为正式学校体育课程的，有拳击、哑铃、击剑、刺棍、足球、跳栏、竞走、跳远、跳高、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爬桅等项；那时所学体操最初为德国操，主要演习方城操及军事操，后来改为英国操[22]。可以说在我国国人自办学校中，体育课程和体育活动最早是从洋务学堂开始的(见表1)[23]。

前清末季，甲午、庚子两役，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朝廷重臣与以蔡锷、梁启超为代表的志士仁人极力主张以“体操”推进“军国民主义”。1899年，张之洞提出“体操一事为习兵事者之初基，即与旧传八段锦易筋经诸法相类，所以强固身体、增长精神，必不可少”[28]。1901年，张之洞在《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中提出了“保邦致治”四条，第一条就是设文武学堂，各级各类学生习体操[34]；同年9月，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奏办山东大学堂折》强调“功课余暇，均须练习体操”[35]。1902年，蔡锷发表的《军国民篇》一文提出“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蔡锷从而成为倡导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国人“第一人”[36]。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尚武》中指出“中国

表1 清末国人自办学校开设体育课程一览表开设年份开设学堂课程1878正蒙书院投壶、习射、击球、超距、卫生、习武诸科目1880天津水师学堂陆军兵操[24]1891万木草堂体操(每间一日课之)[25]1893湖北自强学堂体兵操[26]1898上海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堂”)体操[27]1899两湖书院体操[28]1901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体操[29]1902京师大学堂速成科师范馆体操[30]1905民立南洋中学堂体操[31]1906山西大学堂体操[32]1908两江师范学堂体操[33]

以文弱闻于天下”，“武事废堕，民气柔靡”，如今“群盗入室、白刃环门”，如不提倡尚武教育，“则立羸羊于群虎之间，更何术以免其吞噬也”[37]；同年，奉袁世凯之命赴日考察的杨澧进一步解读：“体操之式、卫生之学，为兵之义务、尚武之主义、爱国之血诚，一以振国威、张国权者相勉勖。童而习之无间，男女所谓精神教育也。至夫武备、文学、政法、工商实业之科乃若载其精神之一端，以发挥其振威张权之实际，则事业在所后而精神在所先也。”[38]突出体操作为“精神之一端”的特有作用——“关身体诸部之发育，养壮快刚毅之精神，且使遵规律、尚协同之习惯”，其要目为普通式及兵式两种，缺一不可[39]。1902年起，清政府陆续出台了涉及学校体育课程的一系列法令和规程(见表2)。

文章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bjtydxxbzz.cn/qikandaodu/2021/0804/7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