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政策研究(7)

1919—1921年间，杜威来华讲学，其实用主义思想对当时我国的学校体育课程设置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提出的“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69]，促使国人重新反思学校体育，逐渐形成了以“体育即教育、体育即生活、自然体育取代非自然体育、体育要顺应人的生理和心理本能”为主要观点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从表4可知，1923年《新学制课程纲要总说明》颁布以后，兵式体操从学校体育课程中剔除，生理、卫生、健身法以及田径、球类、游戏、器械运动等现代体育项目成为教学内容，武术也逐步进入，学校体育课程内容不断丰富和优化。

除优化课程内容外，学校体育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也成为新的关注点。1934年5月，教育部出台《小学教员检定暂行规程》《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暂行规程》。其中，《小学教员检定暂行规程》规定，小学体育教员的试验科目除体育本身外还须试验教育概论及受试验科目之教学法⑧；《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检定暂行规程》则规定，中学及师范学校体育教员试验科目除共同应试科目(教育概论、教学法)外，还包括体育原理、各种运动法则及原理、健康教育及健康检查、运动裁判法及指导、体育教学法等内容[70]。

在这一时期，学校体育课程设置以“自然主义”为导向，在课程目标上，由局限于重视生理、强调体育的生物学意义向综合考虑学生的生理、心理、社会、教育、生活等多方需要延伸；在课程内容上，从课内单一的体格训练向课内外适应学生兴趣和现实生活需要的自然体育活动拓展，废除了兵式体操，田径、球类、舞蹈、游戏、武术等逐渐成为教学内容，生理、卫生纳入初中体育课程，卫生法、健身法和其他运动纳入高中体育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儿童“在做中学”，反对命令式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兴趣、爱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发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虽然“现代体育”理念逐步得到认同和推广，但因时势逼人，“外侮日亟、非尚武不足以救国”，学校体育课程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1928年，大学院以训令(第377号)通令全国专门以上学校加课军事教育、中等以下学校特别注重体育[71]。也就是说，学校体育课程设置开始分为两个阶段：初中等教育仍是“自然主义”，高等教育则辅之以“军事教育”。后来，由于形势不断恶化，继而要求各中等以上学校于最短期间一律增加兵操及军事训练一科[72]，高中体育也被纳入“军事教育”之中。如1929年1月颁布的《教育部与训练总监部会定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要求高中以上学校加紧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随后颁布的《教育部关于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教育的通令》(1931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颁布学生训练暂行纲领》(1931年2月5日)、《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训练方案》(1932年1月29日)、《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奖惩规则》(1934年9月6日)等政策法规则更是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细化。

五、结 语

任何时期的体育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学校体育亦不例外。起初，体育在中国的传播旨在救亡图存、强国强种，导致学校体育被抽去了“生活”内核，只剩下了一个社会“工具”的空壳[73]。幸运的是，有识人士一直清晰地认识到体育之功用，“非直强健身体，而止实足以训成道德完固精神”[74]。身体是知识的载体与道德的寓所[19]，“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75]。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清末民初的学校体育课程从军队走向学校再走向社会，经历了从“军国民主义”到“自然主义”的发展历程，也逐步实现了从关注人的工具价值到关注人自身发展的价值转向。

注 释：

① 近代中国的体操，一度是体育的代名词，它在内容上比我们今天所说的体操要宽泛得多。

② 1915—1916年间，袁世凯为推行封建复古教育，还先后公布了《国民学校令》《高等小学校令》《预备学校令》《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等，因不久即被废止或修正，故本文不再赘述。

③ 但如图画、手工、音乐、体操运动及理化生物之实验无须课外预备、自修，或预备自修时间较少者，应酌量折算。

④ 体操、图画、实验室工作等无须课外预备者，应酌量折算。

⑤ 每半年度每周上课一小时为一学分，但图画、工艺、音乐、体育及自然之实验，无须课外预备、自修，或预备自修时间较少者，应酌量折算。

文章来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bjtydxxbzz.cn/qikandaodu/2021/0804/7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