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政策研究(4)

在这一时期，“既设学校，必有体操，无体操几不成其为学校矣”[20]，且教学安排明确，由此确立了体育课程的必修科目地位。但受“强国强种”等尚武思潮的影响，体育课程普遍以改造国民体格为己任，学校体育表现出强烈的军国民主义倾向，形式上多为兵式体操。体育课程“不暇顾及学生心理之趋向”[47]。“凡属普通学堂，均宜兼设测算、绘图、体操、军歌，各课尤宜于闲暇之时并习打靶、技击，俾学生一经毕业即具有军人之资格”，“寓练兵于兴学之中，则兴学即为练兵之起点”[48]；其所授教“既无初等高等之区别，复无小学中学之特殊，不过取兵式之徒手，而名立曰柔软，以教小学而已，取兵式之器械，以教中学及高等而已”[49]。

三、从“体操”到“体育”：民初(1912—1922)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政策之承上启下

民国成立伊始，囿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学校体育课程设置仍主要沿袭清末以来的“军国民主义”，学校体育步入本土化发展阶段，体育于个体与国家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得到社会与政府的双重认可。“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古今中外无不进行之，如“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游戏，美育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50]。

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学校体育课程基本沿袭清末，以兵式体操为主。《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高等小学校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体操为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即旧制之初级师范学堂)必修科目，其中高等小学校中的体操还兼游戏，并对各级各类学校体操课的每周教授时数进行了具体规定。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这也是他完全人格教育的重要体现。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教育宗旨令》，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根据此“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先后出台了《小学校令》②《中学校令》等有关学校体育课程设置的一系列法令和规程(见表3)，从小学校、中学校到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的本科、预科都设置了体操，且都定为必修科目，有明确的教学安排，进一步巩固了体育课程的学校必修科目地位。

期间，除出台各项法规对学校体育课程设置进行系统规划与具体规定外，配套措施也在逐步完善。如为推动学校体育课外活动和学校运动会的开展，1912年12月公布的《教育部关于各学校应于体操正科外兼作有益运动训令》指出：“惟学校教课势难于体操一科，独增教授时数，凡办理学校人员宜体此事，引导学生于体操正科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科，尤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应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励，以惰弱为耻，以勇健为荣。庶学生体躯日强，智德亦因以增进。兹外患交迫，非大多数国民具有尚武精神，决不足以争存而图强也。”[56]另外，学校体育课程的教材编纂也提上日程。1914年5月，教育部公布的《教授要目编纂会规程》规定体操科为中小学校及师范学校应编纂的17科教授要目之一，并限定编纂者必须具备教育部职员、曾经师范学校毕业者、有中学校以上毕业之资格者及现任(曾任)各学校教员且素谙教育理法者等诸项资格之一[57]。这是第一次对体育课程教科书的编写进行规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军国民主义”更受重视。1915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法案》，学校体育内容几乎全被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取代，“军国民主义”达到鼎盛时期。1915年7月，教育部为整顿教育，通饬各省大中小学校必须加添体操课，以重尚武精神；同年10月，教育部咨各省请饬各学校注重体育，组织课外运动部，并于省城内筹设公共运动场[58]。因“考察各省学校体操一科，非视为具文，即偏重军事，至所谓正当之体操，仍有视为无足轻重者”。至体操一科，也“断非无教育无知识之一二兵士可以能胜任也”[1]。故同时强化了对体操教员的检定规范及培养，如1916年4月教育部公布的《检定小学教员规程》就对专科教员试验科目作了进一步规定：“体操”试验科目程度与师范学校第一部课程相准，且须并试教育学及受验科目之教授法。1919年4月，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均设体育专修科与体育讲习会训令》[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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